孔子周易六十四卦_《周易》是什么书？
我们在上一篇《八卦是周文王演变为六十四卦的吗？史记的记载有差错吗》的文章中，特地对于热心网友的提问，给予了初步的回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指出了网友在语法上的一点小错误，像“孔子的《易传•系辞》否定了司马迁的《史记》”这样的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就在评论区的另一位行到水窮處801的网友，也对这种错误进行了指出：所作的《易传•系辞》中，孔子却否定了司马迁的说法。謬誤？司馬遷在孔子之後，誰否定誰呀？
二，论证了在周文王之前，就已经有六十四卦的存在。而且，我们还引用了象序理透视学网友的留言，在浙江义乌的桥头遗址，发现了九千年的六爻卦。再从上个世纪由张政烺教授等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数字卦”来看，有崧泽文化陶器、安阳殷墟陶器、朱家桥殷代陶罐、殷墟四盘磨村卜骨，都出现了六爻卦，卜骨上甚至还出现了简单爻辞为“曰魁”、“曰隗”。这些证据充分证明了在周文王之前，就已经有六十四卦的存在。
由《周易》而衍生出的易学是一门严肃的学术，学术最讲究证据，正如近代学者王国维所提出的双重证据，即既要有文献资料的证据，还要有实物的证据，只有具备双重证据，才能使结论得以成立。
但是，像有一些网友的留言，说“《周易》六十四卦即是数码六十四卦象”的；还有说“《周易》是孔子假托周文王写的”；更有甚者说“八卦是中华地图”的；另外还有说“代羲在發吶八卦之後就發明了重卦。六十四重卦是由神農民完成的。因為這六十四重卦就在神農發明五十五個黑白點河圖裏，而且是以乾坤為首，以即濟未濟舌結束而排列”的等等，对于这一些既没有理论依据又没有实物证据，而且还错别字连篇的留言，就没有任何学术讨论的价值了。
三，我们还对《周易•系辞》的十二盖取中，所提到的黄帝、尧、舜等五位圣人的相关内容，也作了相应的解释，而且明确说明了这并不是五位圣人在使用六十四卦，而是周文王从这五位圣人所作的事情中，归纳总结了六十四卦。
本以为我们这样认真细心的解说，应该能够让这位热心网友有所明白，如果还有问题也会是别的更难的问题，没想到这位热心网友依然还有这样的留言：哈哈，简单的问题：《史记》说周文王盖益《易》八卦为六十四卦，就是周文王之前只有八卦，没六十四卦。可《易传》却说先于周文王的五位圣人已使用了六十四卦。《史记日者列传》，周文王在伏羲八卦基础上演绎出六十四卦；“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的结尾，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司马迁的记载有没有误呢？当然没有误！为什么说司马迁的记载也是正确的呢？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详细讲解。
所以，请所有对我们的文章进行阅读和评论的读者网友们稍安勿躁，也不要再重复发一些老话题的留言了，我们对于每一位认真参与学术探讨的读者网友，都是非常乐于交流沟通的。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明确提到周文王与《周易》的，有两处记载。
一，《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二，《史记•日者列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问题的焦点就是：《史记》记载的是周文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是不是表示在周文王之前，是没有六十四卦的呢？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以下史料。
一，在现存的《史记》中，有两篇专门记载卜筮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前面讲到的“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就出自《日者列传》。
虽然《史记•三家注》之一的唐司马贞《索隐》指出：《汉书》曰：“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将相表》、《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傅靳》等列传也”。《史记•三家注》的另外一个唐张守节在《正义》中也指出：日者、龟策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但是，根据《太史公自序》：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可见，司马迁对于卜筮，还是当成正儿八经事情来记载的。
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于孔子和《周易》的关系，只有很简单的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从这段文字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于孔子为什么会晚而好易？为什么要为《周易》作传？为什么会对《周易》喜欢到“韦编三绝”的程度？以及孔子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司马迁是并不十分明白的！
关于孔子晚而好易，在马王堆帛书《要》篇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说孔子走路把《周易》带来口袋里，睡觉把《周易》放在床榻上，有学生问孔子为什么怎么喜欢《周易》，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
由此可见，孔子的晚而好易，乃是为了“观其德义”，而司马迁的记载，却丝毫没有提到孔子是为了“观其德义”才晚而好易。司马迁只是实事求是的记录下了孔子喜欢《周易》这个事实，却对孔子为什么喜欢《周易》的原因并不知情。也就是说，司马迁并不知道《周易》中到底有何德义，而只知道《周易》仅是一本卜筮之书而已，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从卜筮的角度专门写了《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
为什么说司马迁并不懂得《周易》的德义呢？
我们只要看西汉时期《周易》的传承和西汉的易学，就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从田何传易开始，讲的都是阴阳、灾异、象数、卦气、卦变等内容，大家只要去看一下孟喜、焦延寿、京房、虞翻等人的书籍，就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反正，没有一丁点的内容，是跟孔子的德义有关的！由此也可以知道，孔子所理解的《周易》，从西汉时期就已经失传了。
那么，孔子所说的德义到底是什么呢？真的已经失传了吗？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孔子已经把《周易》的德义在《系辞》中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我们只要看一下《周易•系辞》中，孔子所举的几个例子，就知道孔子的德义是什么了。
孔子对大过卦：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解释为：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表示做任何事情都要谨慎小心，能够始终小心谨慎的做事情，就不会有闪失，何咎之有。
孔子对解卦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解释为：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表示君子要作好准备，待时而动，不动则已，一动就要成功，所以无不利。
孔子对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解释为：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言不胜其任也。表示德不配位，能力不配职务，就会凶。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德义，这就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准则，这就是周文王把社会生活的每一类事情的每一种情况，所制定出的指导方针，《周易》也就是这么一本行为准则的指导手册。
如果，周文王明明白白用孔子所翻译的话写了《周易》，又被商纣王读到了这样一本明白的《周易》书，后果会怎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吧。
在马王堆帛书的《易传》中，全部都是孔子对《周易》德义的理解。应该说，孔子所理解的《周易》，才是真正的《周易》，才是周文王的本意。
如果有人要问：周文王后来不是被释放了吗？如果《周易》如此重要，他出狱后为什么不重新写一版呢？即使他不重写，姜子牙和周公也有时间写吧？整个周朝几百年就这么故意让这本圣典云里雾里？奇怪。
不奇怪呀！《周易》这本书其实很简单，只要明白了中国上古道家的文化思想，只要知道了取象类比这个基本原则，每卦每一爻都很容易理解的，对于姜子牙和周公来说，就更容易看懂了！只不过周文王、周公他们，也许并没有料到后世的人们，当然也包括我，会有这么笨。
我们今天可以从史料上看到，在西汉时期的社会上，流传的是另一套完全被歪曲误解的易学，以至于司马迁都不知道真正的《周易》德义是什么，只是始终把《周易》当成了卜筮之书，难怪司马迁对孔子的晚而好易，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
司马迁是史学大家兼文学家，但不是《周易》问题的专家，司马迁连《周易》的德义都不是很清楚，也就不清楚周文王是怎么把卜筮之卦演衍成德义之卦的，当然更不清楚周文王用人类的文化思想来代替巫祝卜筮，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事情。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周文王演《周易》，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写道“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却没有丝毫赞美之词。
综上所述，司马迁对于在周文王之前存不存在六十四卦这个问题，既没有深究也不知情，司马迁能够这样记载周文王已经很不错了。好在我们今天生活在信息时代，大部分资料可以网上查到，又由于近代以来出土的文物文献众多，我们才知道在周文王之前就已经有卜筮用的六十四卦了。
很显然，自从伏羲创作了卜筮用的八卦之后，后来又发展成为卜筮用的六十四卦，周文王在原有的六十四卦的基础上，赋予六十四卦新的含义，就是用一个卦来象征人类生活中的一类事情，又把每一类事情分成六种情况，再把每一类事情的每一种情况都制定了一条具体的指导方针，这样就演衍成三百八十四爻。
周文王的六十四卦，虽然有部分卦名跟卜筮用的六十四卦同名，但每一卦的含义则完全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周文王对于六十四卦以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指导方针的拟定，都是根据最初的八卦推演出来的，也就是根据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关于这一点，孔子在《彖传》和《说卦》中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周文王的《周易》并不是根据卜筮用的六十四卦而来的，而是根据伏羲八卦的象征意义而创作的。所以说，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是没有错的。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像孔子一样，从每一卦每一爻中去观看周文王的德义呢？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陆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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