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朱熹爻辞易传本义是什么(《周易本义》的作者)
在中国学术史上，朱熹以理学家著称。然而在我看来，朱熹首先是一位易学家。他的易学著作虽然以《周易本义》称名，然而《朱子语类》中与学生详解《周易》卦辞爻辞的记录，更展示了他对《周易》的深刻理解。正是由于对《周易》的深刻理解，才使得他在理学研究上有非同寻常的建树。他写过两首读书有感的诗，都是在做学问的源头上有了感觉之后的心境披露。其中一首广为人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另一首知者可能少一些，其味却更浓：“昨日江畔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今日中流自在行。”一个做学问的人在贯通源流之时的一种喜悦之心，跃然纸上。朱熹做学问的源头在哪里？在《周易》。为什么他在做学问时，有“艨艟巨舰一毛轻”那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因为他从《周易》这部经典中获得了滔滔“春水”。《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这在常人脑子里往往只是一句人云亦云的套话，在一些学者脑子里也往往是一个内涵并不很丰富的概念。但是在朱熹这里，是已经将《周易》这一源头活水作为推进自己所有学问的第一动力，并由此获得了满心的喜悦，甚至到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境地。
研读朱熹的易学著述后，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感受。
一、不迷信权威
自从《周易》问世之后，第一次对《周易》作系统阐释的是《易传》（又称“十翼”）。《易传》作者是谁，自古以来均无确认，只是从文中的“子曰”，推论作者是孔子。《易传》之后继起的《周易》阐释者绝大多数是儒家一脉的学者，也便都将《易传》视为出自孔子之口的“圣人之言”；其尊崇的态度，与对待《周易》一般，对《易传》的阐述，绝无半点异议。
继《易传》之后，对《周易》义理进行系统阐释而在易学史上最具影响者，莫过于魏晋时期王弼的《周易注》。虽然从小深研老子思想而少年即负盛名，成为魏晋玄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然而在阐释《周易》的卦辞爻辞时，王弼仍宗奉孔子《易传》，以彖辞、象辞作为对卦辞爻辞释义的最权威的根据。正因为王弼能在《周易注》中尊奉孔学，所以，唐代的太宗皇帝钦命孔颖达疏解《周易》时，这位孔子的后裔独尊王弼，将《周易注》作为奉诏作疏的唯一模本：“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在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一卦辞爻辞之后，即是王弼的注解，然后才是孔疏，孔疏基本上只是对王弼注解的展开，有时甚至再引述一遍王注。因为《周易正义》实际上只是王弼注解的复述与展开，所以该书虽然成为唐代科举时期的权威“统编教材”，在学术上却并无多少新的建树。
宋代学者，多有易学著作，而以理学奠基人程颐的《程氏易传》最具影响力。继王弼之后，它将义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为宋明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朱熹的《周易》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已前解《易》，多只说象数，自程门以后，人都作道理说了。”（《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通过广泛研读前贤与时贤的易学著作以后，朱熹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同上）
朱熹说的“孔子之《易》”，是指“十翼”的《易传》。这是易学史上最具权威性的第一部从义理角度全面阐释《周易》思想的易学著作；十篇文字，如同给《周易》添上了十个翅膀，使《周易》的思想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易传》也成为经典，人们甚至将其尊奉为《周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至今日，有不少人在引用《易传》中的内容时，仍冠以《周易》或《易经》之名。朱熹明确指出“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不单是要将《易传》与《周易》区分开，更是要让人们认识《易传》与《周易》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差异性。例如，“《乾》之‘元亨利贞’,本是谓筮得此卦，则大亨而利于守正，而《彖辞》《文言》皆以为四德。某常疑如此等类，皆是别立说以发明一意”。（同上）这只是朱熹举一例说明孔子的《易传》在阐释《周易》时的“别立说”，从“如此等类”可以推测，《易传》与《周易》之间的差异还是不少的，所以朱熹才放言“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同上）。在对卦辞爻辞作解时，朱熹对《彖辞》《象辞》的释义，亦时有不满或异议。最典型的一段话，见于朱熹与学生讲解六十四卦行将结束时的有感而发：“《既济》《未济》所谓‘濡首’‘濡尾’,分明是说野狐过水。今孔子解云‘饮酒濡首’,亦不知是何故。只是孔子说，人便不敢议，他人便恁地不得。”（《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三）这是朱熹对《易传》中的《未济》上九《象辞》“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一语的怀疑，并由此生发出“只是孔子语，人便不敢议”的感叹。在朱熹看来，《易传》对《周易》经文的释义存在不妥的地方，但是自古以来人们总是遵循《易传》的解释理解《周易》，原因就在这是孔子语。“不敢议”三字，揭示了学术界尊孔随大流的真相。当然，朱熹对《易传》的异议，也并不完全正确。但是，朱熹在释读《周易》，尤其是给学生传道解惑时不迷信权威的态度则十分鲜明。
不仅不迷信如孔子那样的先贤权威，朱熹对同时代的易学权威也同样持不迷信的态度，有不同见解，或发现同时代的学术权威有误读《周易》的情况，都会不留情面地进行讨论和批评。程颐与其兄程颢都是北宋时期的理学奠基人，其学说为朱熹继承，史称“程朱理学”，可见他们的学术渊源之深。然而在易学研究方面，朱熹也从不迷信程颐（伊川）的《周易》释读。程颐有一部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易学著作《程氏易传》，朱熹在给学生讲解《周易》时，学生不可避免地要就程颐在《程氏易传》中的解释发问。面对学生的发问，朱熹并不因为程颐是其理学前辈，而回避对程颐易学研究的对错评议。
朱熹对程颐易学研究有一个总体性的评价：“伊川晚年所见甚实，更无一句悬空说底话，今观《（程氏）易传》可见，何尝有一句不着实！”（《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然而一进入具体的卦辞爻辞解读，朱熹就实话实说，一点也不客气了。就读《易》的整体而言，朱熹不同意程颐关于爻之间的“应”之说：“伊川多说应，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夹些阳了，阴则浑是不发底。如六三之爻有阳，所以言‘含章’，若无阳，何由有章?”伊川关于卦、爻属性的解释：“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时也。”朱熹也表示异议：“卦或是时，爻或是事，都定不得。”（同上）在解读各卦时，朱熹对伊川的批评更多。例如，在解读《乾》卦卦辞时，朱熹批评道：“伊川说‘利物足以和义’，觉见他说得糊涂。如何唤做和合于义？四句都说不力。”（《朱子语类》卷第六十八）在解读《谦》卦时，有学生问“程易说‘利用侵伐’，盖以六五柔顺谦卑，然君道又当有刚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六亦有‘利用行师’，如何？”朱熹说：“便是此等有不通处。”（《朱子语类》卷第七十）在解读《益》卦时，朱熹跟学生说：“伊川说《易》亦有不分晓处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说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当时未见有这守令，恐难以此说。”（《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二）
不迷信权威，是朱熹解读《周易》的一贯态度，也是他能够触及《周易》本义的重要因素。
二、直探《周易》本义
朱熹给学生讲授读《易》方法时说：“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辞》来解。”还说：“看《易》，且将爻辞看。理会得后，却看《象辞》。”（《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这两段话看似矛盾，其实不然。朱熹的意思是：读《易经》必须先读卦辞爻辞（正经），待读得有所理解之后，再看《易传》中的《象辞》，是否与自己读经的理解相一致。如果实在读不明白卦爻辞的意思，只能退一步，从《易传》的彖辞、象辞、系辞这几篇先贤释义之文中求得对《周易》经文的理解。但是，后一种以《易传》为辅导教材来理解《周易》的读《易》方法，在朱熹看来是无奈的下策，这样读《易》的结果，获得的不是周文王通过《周易》所要表达的本义，而是别人读《易》之后的衍生义。
朱熹称《周易》为“文王之《易》”，实际上，朱熹认为卦辞是周文王所撰，爻辞是周公所撰：“如‘元亨利贞’,乃文王所系卦下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爻下之辞，如‘潜龙勿用’,乃周公所系之辞，以断一爻之吉凶也”。（同上）认定周公作系辞的理由，不仅因为“是先儒从来恁地说，且得依他”，更因为“谓爻辞为周公者，盖其中有说文王，不应是文王自说也”。（同上）由于周公作爻辞之意与文王作卦辞之意一脉相承，因此将《周易》称为“文王之《易》”并无不妥。《易传》的十篇文章，虽然是孔圣人对《周易》象、辞的释义，朱熹认为《易传》并未展示《周易》的本义，而是借着《周易》发挥了孔子自己的思想，因而认为系统诠释《周易》的《易传》是“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
王弼注《周易》，程颐著《易传》，更是从文王的《周易》、孔子的《易传》中生发出自己对世事的认识，因而王弼的《周易注》自是王弼之《易》，程颐的《易传》自是程氏之《易》。朱熹在学生面前极力称赞程氏之《易》：“《（程氏）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他人着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说到最后，话锋一转：“只是于本义不相合。”就是说，程颐于《周易》讲得再精细再完美，奈何与《周易》的本来义理不相符合。朱熹举例说：“如《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莆畲’，只是说一个无所作为之意。《易传》却言：‘不耕而获，不莆而畲，谓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
朱熹要求学生先读《周易》正经，正是对前贤解释《周易》的不满意。倘若先读儒家前辈的易学著作，心中存了“孔子之《易》”或“程氏之《易》”，再进入“文王之《易》”就有难度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朱熹不仅要学生先读《周易》原著，还专著《周易本义》，作为学生读《周易》的参考书：“看《易》，先看某（我）《本义》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参考。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说，却易看也，盖未为他说所汩故也。”（同上）
朱熹要申述《周易》本义，必然会与孔子之《易》、王弼之《易》、程氏之《易》等不相合，尤其程氏之《易传》，在南宋时期是易学界影响很大的一部易学著作。朱熹的学生每次发问，总要提及程氏之《易》。于是，从师生对话中，更多地触及到了朱熹直探《周易》本义的诸多精彩内容。
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多采“相应说”解读六爻，即初爻与四爻相应、二爻与五爻相应、三爻与上爻相应。朱熹认为这种解读有违《周易》本义：“伊川云‘卦爻有相应’，看来不相应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说时，除了二与五之外，初何尝应四？三何尝应六？《坤》卦更都不见相应。此似不通。”（同上）在朱熹看来，程颐用这种对应说解读出来的爻辞义理，显然不是《周易》的本义，而是释读者借着《周易》这个平台发挥自己的义理。
朱熹认为《周易》本来是一本占筮书，探究、把握《周易》本义，就须从占筮的角度去体会卦爻辞，而从占筮角度看爻辞，自然没有爻与爻之间的对应一说。即便不按所谓的对应原则解释爻象爻辞，单独解读卦辞爻辞，也有不同的结果。以《乾》卦的卦辞为例：“文王本说‘元亨利贞’为大亨利正，夫子以为四德。”（《朱子语类》卷第六十八）朱熹认为，《乾》的卦辞“元亨利贞”是告诉占得此卦的人：所问之事能“大亨”，前提是必须行正道之事。这就是文王撰写这条卦辞的本义。但是，孔子却将四字断开：“元、亨、利、贞”，解释为《乾》卦的四个属性。这就是文王之《易》与孔子之《易》的区别。
尽管认识到了“孔子之《易》与文王之《易》，略自不同”，朱熹在给学生讲《周易》的时候，还是不厌其详地讲述孔子之《易》：“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同上）孔子毕竟是儒家始祖，他说的话就是圣人之言；朱熹作为儒学继承人，弘扬孔子思想是应尽的责任。这就使得朱熹给学生讲解《周易》时，既要阐述孔子之《易》的思想内容，又出于对本义的维护，常常要生发出一些不同于孔子之《易》、程颐之《易》的议论。例如，在向学生解读《乾》卦中的九二、九五两爻辞中的“利见大人”时，这样言道：“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上说，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说不得。两个‘利见大人’，向来人都说不通。九二有甚么形影，如何教见大人？某看来《易》本卜筮之书，占得九二便可见大人，大人不必说人君也。”又说：“‘利见大人’与程《易》说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见，乃是占者利去见大人。也须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说得那所利见之人。”（同上）
朱熹的本义申说，前提就是《周易》原本是一部占筮书，他从占筮的角度，解读卦爻辞。所以，在朱熹看来，孔子之《易》、王弼之《易》、程氏之《易》都是离开了占筮这个原点，衍生他们自己的思想。朱熹并不反对这样的解读，但是认为这些解读不是《周易》的本义，所以，他才反复地不厌其详地向学生讲述什么是《周易》的本义。
强调文王本义的朱熹，对那些横生枝节、将《周易》解读复杂化的倾向，明确持否定的态度。例如对时人以“伏卦”“互体卦”等方法解读《周易》，朱熹批评道：“朱震又多用伏卦互体说阴阳，说阳便及阴，说阴便及阳，《乾》可为《坤》，《坤》可为《乾》，太走作。近来林黄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体，一卦可变作八卦，也是好笑!”（《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朱熹将伏卦、互体这一类画蛇添足式的解易方法看成是一种笑话加以否定，对于当时及此后的易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关于是否存在互体卦的争论，至今未息，仍有一些学者在耗着自己有限的生命资源，沉浸在互体卦的解读之中，不觉得自己的研究，已经离《周易》的本义愈来愈远。
三、诚实的治学态度
朱熹的《周易》研究的深度，在易学史上很少有人能出其右。但是，面对学生的提问，他经常表现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从不因为自己是老师、已是一位举世瞩目的易学大家而强不知以为知，对自己尚未能把握的卦辞爻辞作出勉强的解释。
由于从占筮的角度向学生讲述不同于孔子之《易》、程氏之《易》等的《周易》“本义”，所以，朱熹往往在既不同意前贤释义，自己又难以作出合理解释的时候，直言“不知道”“不可晓”。
诚实的治《易》态度，首先表现在对《周易》的总体认识，朱熹明确言道：“《上经》犹可晓，易解。《下经》多有不可晓，难解处。不知是某看到末梢懒了，解不得？为复是难解?”由《周易》还连及孔子之《易传》：“六十四卦，只是《上经》说得齐整，《下经》便乱董董地。《系辞》也如此，只是《上系》好看，《下系》便没理会。”（《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在中国易学史上，如此实话实说地整体性评论《周易》，评论《易传》，朱熹是唯一的一位。
就具体的卦而言，朱熹对《困》《中孚》《小过》等卦，明确表示“不可晓”。例如，在解读《困》卦时，他向学生实话实说：“《困》卦难理会，不可晓。《易》中有数卦如此。”（《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三）在解读《中孚》以及相邻的《小过》这两卦时，他言道：“《中孚》《小过》两卦，鹘突不可晓。《小过》尤甚。如云‘弗过防之’，则是不能过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勿过，遇之’与‘勿遇，过之’,皆是两字为绝句，意义更不可晓。”（同上）
讲某卦“不可晓”，往往是指不能明明白白地解读该卦的卦辞爻辞，比较精准地把握该卦的内涵。对于这类所谓“不可晓”的卦，朱熹其实还是有不少知晓处的。例如，他虽然跟学生说“《涣》卦亦不可晓”，但是还是讲述了许多涣的意义：“只以大意看，则人之所当涣者莫甚于己私；其次须便唤散其小小群队，合成其大；其次便涣散其令与其居积，以用于人；其次便涣去患害。”还向学生明确说明自己对涣义的有些理解来源于苏东坡的解说：“‘涣其群’,乃取老苏之说，是散了小小底群队，并做一个。东坡所谓‘合小以为大，合大以为一’。”（同上）
至于对各卦中的爻辞的解读，朱熹的“不可晓”处更多。例如，在解读《夬》九四爻辞中“臀无肤”时，朱熹言道：“这几卦都说那臀，不可晓。”（《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二）在解读《颐》六四爻辞时，朱熹说：“《颐》六四一爻，理会不得。”“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此爻不可晓。”（《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一）
朱熹诚实的治学态度，还表现于师生问答过程中，但凡有别家的释义确实优于自家的地方，朱熹总是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有一次，一位学生以程颐《易传》中的解释与朱熹《周易本义》中的解释相比较，向老师发问：“《本义》言‘观颐’谓观其所养之道，‘自求口食’谓观其所养之术，与程《传》以‘观颐’为所以养人之道，‘求口食’谓所以自养之道，如何?”朱熹“沉吟良久”，回答道：“程《传》似胜。”（同上）
朱熹这种诚实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向学的士子，并未因为朱熹的“不可晓”而看轻老师。许多已经成功走完科举道路、进入仕途的年轻学者，利用任期之间的空隙，来到朱熹身边进修深造。这些学子，他们学习已经不是为了“功名”（学历），而是纯粹的学问提升。他们不仅能理解老师的“不可晓”，而且对这种“不可晓”的诚实态度表示敬意。朱熹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大批学生追随左右，研讨学问，以致有反对者借此在皇帝面前诋毁朱熹有仿效孔子游历之风而企图向君王邀索高价的嫌疑。
朱熹从《周易》解读中表现出的诚实的治学态度，是朱熹成就大学问的重要原因，也是被后人公认为中国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理解中的失误
朱熹在学生面前直言孔子之《易》、王弼之《易》、程氏之《易》的不足，批评其他易学家对《周易》的误读，明确要求学生在读《周易》时首先要读自己的《周易本义》，源自于他对《周易》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周易》本义的自信。
尽管朱熹对《周易》本义的理解已经达到了整个易学研究的巅峰，但是，他在对《周易》本义的理解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举要有两：
其一，朱熹阐述《周易》本义的前提，是认为《周易》是一本占筮书。朱熹认为，只有从占筮的角度理解《周易》的卦爻辞，才能真正理解其本义；前贤对诸多卦爻辞的阐发离开了《周易》的本义，原因就在他们未从占筮的角度去理解这些卦爻辞。在《周易本义》中，朱熹在对爻辞作出解释之后，往往还要加上一笔：“故其象占如此”，或“故其占如此”。由于执着于从占筮角度理解，朱熹对一些卦爻辞的理解，难免偏离了文王本义。
以《乾》卦九二、九五爻辞中的“利见大人”释义为例，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继初九爻辞“潜龙，勿用”之后的出辞，意思是当终结了蜇伏期之后，开始步入社会；此时，力量的积聚尚不充分，需要尽可能地争取一切帮助。前一“见”为展现的现，后一“见”为遇见的见。“见龙”为九二自己，“大人”为能给予自己帮助、能够提升自己力量的贤德之人。能够“利见大人”，原因在九二爻的处中，在阳爻处阴位而具有刚中有柔的品性。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意思是九五之尊的君王在君临天下的时候，应当将贤能之士招揽在身边，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辅助自己治理天下。“飞龙”为九五自己，“大人”为能给予九五之尊帮助的辅弼大臣。
朱熹从占筮的角度解读这两段爻辞，认为平常人占筮获九二爻或九五爻，占者怎可当得“见龙”或“飞龙”？他说：“惟九二见龙，人当不得，所以只当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见龙。”(《朱子语类》卷第六十八）在解释九五爻辞时，朱熹给学生讲了这样一个本朝的故事：太祖一日问王昭素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则陛下是‘飞龙在天’，臣等‘利见大人’，是利见陛下也。”朱熹讲完这个故事，对王昭素解释的评价是：“此说得最好!”（同上）“大人”即是“见龙”“飞龙”的解释，不免有违文王本义，富含深意的“利见大人”，变得浅薄了。王昭素本可以借此机会向宋太祖作一番聚智用能的谏言，在关键时刻却以另类的解读，成为拍宋太祖马屁的典型。当然，王昭素的马屁释义，获得了相应回报，宋太祖不仅授予“国子博士”，还赐予茶药及钱二十万。朱熹不是喜欢拍皇帝马屁的人，只因王昭素从占筮角度回应皇帝的疑问，符合朱熹从占筮角度解读《周易》的思路，才作为典型事例加以肯定。然而，这样的解释不仅有违文王本义，也与前贤的解释不合。朱熹一句“两个‘利见大人’，向来人都说不通”，正反映了这个与众不适的局面。
所以，朱熹偏执于占筮角度的解读，难免淡漠了卦辞爻辞以言明象的功能特点，给探究《周易》本义的初衷打了一些折扣。
其二，对《周易》卦辞爻辞“以言明象”的譬喻功能缺乏足够的认识。由于始终认为《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卦爻辞均为占筮之用，因而对卦辞爻辞因象而生、举一反三的譬喻性认识不足。例如，朱熹在评论程颐的《易传》时说：“伊川只将一部《易》来作譬喻说了，恐圣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之书。”（《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其实，卜筮与譬喻之间本没有截然而异的划分，卦爻之象的含义，是依靠卦爻辞得以显现，即王弼所说的“以言明象”。如何明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举例而言，让读者触类旁通，各自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举一反三的体悟，获得智慧。在孔子作《易传》演义之前的数百年间，先人的占筮活动就是如此进行的。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有一则筮例：齐裳公死，崔武子欲娶齐裳公之妻裳姜，占了一卦，遇《困》之《大过》，陈文子根据变爻规则，以《困》卦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为譬喻，认为崔武子不宜娶裳姜。
事实上，《周易》中的卦辞爻辞，都是以譬喻的方式“以言明象”。其中，有些卦爻辞的譬喻比较简练，有些卦爻辞的譬喻比较具体和生动；有些卦爻辞只用一个譬喻，有些卦爻辞则并列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寓意相同的譬喻。例如，《坤》卦卦辞“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便是并列使用了三个寓意相同的譬喻。《大过》卦九二爻辞中的“枯杨生秭”与“老夫得其女妻”，九五爻辞中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便是两组含意相同、形象生动的譬喻，供读者作为由此推开去的样板。正是这种源于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譬喻，为人们阅读和理解《周易》提供了方便。
程颐将一部《周易》作譬喻来说，其实并没有错。几千年来，中国人以譬喻的方法说事讲理，与《周易》卦爻辞以譬喻明象的思维方式有着重要的关系。正是这种“以其所知喻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的譬喻，使中国人形成了与西方人注重演绎思维不相同的类比思维传统。周文王以譬喻方式明象，与《诗经》的比兴有异曲同工之妙。朱熹批评程颐将《周易》作一部譬喻来说，认为作《易》的圣人“恐亦不肯作一部譬喻之书”的评议，其失误的原因，还是拘泥于《周易》为卜筮之书，卦爻辞即是“告占者之辞”的缘故。
朱熹的这一误判，也导致了近现代一些易学者，如李镜池先生等，一度认为《周易》的卦爻辞是占筮的记录，在治易的道路上走了一段弯路。
朱熹的《周易》研究，不仅使我们在探索《周易》本义时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文本，还使我们知道在面对古典文本和前贤释义时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如何才能准确有效地研究和阐释祖先留下的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朱熹的《周易》研究，还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学无止境的道理。一方面，以言明象、以象尽意的《周易》古经所含蕴的深邃哲理，需要我们不断地发掘体悟，不断地发现自己对它的“不知晓”处，这既是自己进步的体现，也是不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朱熹的《周易》研究执着于占筮而造成的一些理解失误告诉我们，任何研究方法都可能有利有弊，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给《周易》研究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在《周易》研究中，对自己的研究角度及其研究方法要多一些反思，尽可能避免“蔽于一曲”，以少走学术研究的弯路，使得自己有限的生命资源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古籍：《周易正义》《朱子语类》《左传》等。
原载《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